这些都是法治原则所允许的超越。
前引5，易军文，第71-73。当我们换一副眼镜看世界时，不仅有机会看到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对既有私人社会实践和私法制度作新的解读
通常情况下，婚姻双方的个性不仅未因加入一个婚姻共同体而减弱，反而是在珍视并主动培养情感依赖的过程中得以优化。（三）自发合作障碍的系统性及其治理方案 至此，合作主义私法学与个人主义私法学得以再次区分开来。个人主义作为启蒙运动之后的一项思想资源，致力于将个人从诸种整体目的中救赎出来，宣扬社会个体的主体性。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自发合作实现的共同体利益越来越远离最优水平。[19] 需要指出的是，此种单向的集体主义观念并不一定自始如此。
一个常用来解释这种合作失败的原因在于交易费用，即各方当事人聚集到一起磋商合同的时间成本很高。当这些系统性困难出现时，那些真正理性的个人会理性地选择法治政府介入和组织私人交往活动。那么，中国人的行为目标、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的内涵究竟为何？对此，近代以来的学者多有讨论，这里以王国维所论为据来加以解释： 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
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在知性上，中国人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自主、个人责任和理性选择之类的内容并不陌生，但在实际行为中，依然以各种关系（当然主要指与有权有钱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建立和维护作为行为目标实现的主要资源。继之而来的，则是赋予这些美德以更深的含义、更高的境界，并使之道德化、体系化。最后，除了道德理想的涵义，中国的公最稳定的一个内涵就是官家、政府。
当然，徒法不足自行，这种严苛的法律若获得常态化的实效，还需要中国人道德观念的转变和配合，从而消除法律严苛的直观印象和对抗性的心理感受。论证 如果政令不出中南海是政界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实效性的描述，那么，纸面上的法律而非行动中的法律则是学界关于国家制定法实效性的判断。
[⑨] 向日本人学习固然不错，但具体到该学回什么也许有再解释的必要：中国人不仅要学回自己曾经有的，还要学回自己从来没有的。相对于中国人的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来说，则需奉行任何人都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执法准则，从而对中国人实现目标的手段（即资源和策略）以严刑峻法之态进行管理。就公德孕育而论，在其展开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哪种主体都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占据了或垄断了公的制高点，而是需要全民平等地、有序化地进行对话和讨论，从而内生地而非强加地形成基本的社会道德共识。就支撑公德孕育的实际举措来说，如果中国历史和文化欠缺相应的资源和经验，那么就需要取经。
学者基于对法治的期盼和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化实施的渴求，针对法律实效问题生产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也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对策主张。即使如此，在与政府有关的公文化中，公私分际的价值虽然存在，并很有力量，贪腐文化的盛行，就是一个明证。前者在表象上颇有西方个人主义的味道，但在中国文化和现实生存背景之下，这种自由主义的表象实源于生存上的势单和关系资源的力薄。[14] 一个中国人之所以守法或遵循正义规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公德的中国人，二是其本身慑服于法律的严苛。
这种认识恐怕无需多论，而需要多论的是究竟向谁取经。中国法律实效也就具备了坚实可靠的社会根基。
在论证中，情理法这三个因素的各自恰当位置不可能在一个（些）案件或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得到理想化地确定和安放，相应的哲理论证也不会在短期内取得共识性的成果，所以，这样的生活论证和哲理论证注定要在中国人的生命之河中面向未来缓慢、艰难地展开。相对于公德孕育问题，就是要学回日本人有而中国人没有但效果甚佳的具体举措。
其次，传统中国的公，领域的涵义相当淡，只有类型一（指朝廷、政府或政府事务——引者加注）确指特定的场域：政府。如果宪法规定的普世理念已经和世界基本接轨，那么这些规定部分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而未必获得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所以，当公德中的不得为或有所守同严苛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通或一致，法律实效的两根柱石就已经树立起来，法律实效的渐进增长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我国人对文学之兴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中国今天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其他国家取经。为了克服这一条件性，使正义具有自律的外表，社会必须诉诸法律。
摘要: 中国制定法实效低下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虚假的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则更多地靠私德（通俗地说就是交情）和潜规则行事。
因此，在生活论证中就需要将情理法三者动态地结合起来，但结合的轴心既不是情也不是法，而应是理。其次，必须设置严格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制度，确保权力的法定性存在。
三、公德孕育：法律实效常态化维续的观念性和主体性资源 在中国文化典籍和日常生活中，公字并不缺乏，因为诸如大公无私、舍己奉公、公而忘私这样的表述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前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注定了有公德的中国人必定是守法的中国人，但是作一个有公德的中国人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期待他人对相关道德规范的信守。
假如中国的研究人员都想著作等身，对于这种目标法律必须尊重和保障，但假如某位学人的学术成果存在剽窃之事实，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还要被终生剥夺从事学术活动或担任教职的资格。为了实现行为目标，所谓虚假的个人在策略上奉行着双重标准：一方面，虚假的个人在话语上经常使用公德、规则这样的词汇。但守法并非孤立的问题，它是整体法治环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良好的立法机制与政府执法能力的配合，这个习惯恐怕很难培养。就当代现实状况而言，正如台湾地区学者陈弱水博士所说，对物质利益之追求似乎已成为当前华人文化的最终关怀。
久而久之，一个道德有序的社会就可能逐渐形成，在该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守正义规范，从而为别人遵守正义规范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和心理条件。经由这样的转换，法律的科学设计和严格执行就成为了法律实效存续的前提和轴心。
事实上，在公德意识缺失的情形之下，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为了实现各种行为目标，便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行为资源和采取各种行为策略。 一、目标、资源和策略：中国人行为取向的简要解释 一般来说，人的行为通常由行为目标、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三个要素构成：所谓目标，主要是指行为主体欲图达到的目的或效果。
笔者将其称之为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⑩] 参见官文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改造——明治时代的风俗改造、公德建立和公民教育》，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第99页。
另外，对公德具体内涵的讨论需要以各种事关不得为的具体且微观的议题为导向，由之所形成的道德共识就会同法律的义务性约束形成紧密关联，进而为运用法律对违反公德的私人进行强制营造宽广的社会道德空间。严苛的法律本身就蕴含了威的因子，同时这种威也来自于如下两个基本认知：其一，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已经包含了人人皆恶或人人皆私的人性假定[⑥]。[②]而就中国大陆来说，尽管权利观念几经变化，但最终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权利内涵。在中国的公私意识中，公与私大多是尖锐对立的，价值倾向很清楚，私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公则经常指称某种理想的心态，而少涉及人的实际行为或社会样态。
依据不得为之理，既能够对情做出判断，以明确其能否作为支持某种行为手段的根据，也能够对法的内涵做出符合社会公德要求的确定性解释，并以之作为最后定分止争的标准。[⑦] 虽然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不乏公的言说，但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中国人公的意识的单薄和内涵的狭窄：把公赋予道德理想意涵，尽管可使公具有一定的价值感召甚至强迫作用，但也极易使公成为特定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破坏性使用权力的通行证，从而会极大地压缩分享公、参与公的主体范围。
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就法律严苛而论，严苛的立法内容需要受其约束的中国人做出心甘情愿地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自愿性则需要以普遍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共识作为基础。
简言之，公德行为与守法行为有很大的重叠。在做这种论证时，最为困难的是如何面对和处理情理法三者交融和缠绕的格局。
